在当代知识界，提起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，人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那极富个性色彩和时代气息的封面装帧。白色的封面朴素庄重，书脊和封底按不同的学科分成蓝、黄、绿等颜色，排放在一起，宛若绚丽的彩虹，最令它的译者和读者喜爱的，是封面左下角那朵烫金的蒲公英，它简洁典雅，又寓意深刻，小小的蒲公英，象征着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生命的顽强。现在，这朵美丽的蒲公英已乘着和风飞遍全国，将知识的种子，深深植入读者的心田。
在中国知识界、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致力于译介外国学术名著的行列中，商务印书馆一直走在最前头。从1898年出版严译《天演论》到1929年出版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，商务的翻译出版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过。这一时期有计划、有规模出版的学术著作，对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1958年，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要求商务印书馆继续其编译学术著作的工作，在陈翰伯等老一代出版家领导下，翻译出版了几百种外国学术名著的单行本。1981年，“文革”后恢复建制的商务也恢复了原来的出版分工，继续承担译介外国学术著作的任务。1982年1月，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，在陈原老策划和亲自主持下，商务印书馆在已出版的汉译学术著作中，精选50种名著，推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。与1929年的丛书相比较，加入“学术”两字，强调了丛书的专业性与学术性。陈原曾这样评价这套丛书：“选录是严谨的”，“原著是有代表性的”，“译文是认真的”。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和领导者，陈原老人的评价非常谦逊，但这已足以说明丛书的学术水平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这套丛书中的许多译本都代表了国内翻译学术著作的最高水平。目前，丛书已出版了8辑340余种，计划2000年出齐400种。
正如一棵小小的蒲公英，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在1958年国家的出版分工中，商务印书馆承担的，是译介出版外国名著中的“西方非马克思主义”学术书籍。不难想象，当时出版这样的书会面临多么大的困难和压力。幸运的是，在新中国第一代出版领导人当中，有那么一批杰出的学者和读书人，他们学识渊博，具有远见卓识，同时具有异乎常人的执着精神以及灵活的工作艺术。当时直接参与此事的胡企林回忆，刚刚恢复建制的商务急缺人才，时任总编辑的陈翰伯四处网罗，一些靠边站的右派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作为编译人才引进商务。为了制定一个完备的规划，陈翰伯带着铺盖卷到北大蹲点，搞调查研究、制定选题、寻找译者。为了不致因工作不慎引出麻烦，直接参与1982年丛书出版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林尔蔚介绍说，当时每出版一本书，都要在前面加上一篇长长的“批判性序言”，有的书的序言比原文还要长。这种序言是一种解释，也是一种“保险”，出版人的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。就这样，从1958年至1966年，商务出版了汉译学术著作395种，在当时实际工作时间被大量侵占的情况下，这一成绩已相当可观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商务恢复了中断的出版工作，1982年推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第一辑50种。于是，又有人提出这套书是否存在“精神污染”、“自由化”等之类的问题。1984年，邓小平同志提出：要大约花四五十年的时间，把世界各国的名著都译出来。1989年，胡乔木同志又提出：“选题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些”。这些，对商务人来说都无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。在是年召开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规划会上，有的老教授看到商务一直坚持着丛书的出版，感动得直掉眼泪。
林尔蔚先生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，“汉译名著丛书团结了一大批翻译家和学者，这个带动面是相当大的，这种出版与翻译的结合完全可以推动学科的发展。出版社尊重作者，作者也支持出版社。我们许多事情都是在作者的支持下才做到做好的。所以说，最重要的是人，是一支有力的队伍。往大的方面说，通过丛书这种具体有形的形式，商务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沟通党和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好事，体现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。”也许，更应当这样说，丛书能具有这样的生命力，正是出版人和学者顽强的学术意志和学术品格的最好体现。
蒲公英象征着知识的传播。而传播知识正是这套丛书的最终目标。丛书的价格是普及性的，大学生也都负担得起，而丛书的内容则是专业的、学术性很强的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因此，这套丛书对知识的传播，不仅广泛，而且长久。1982年，丛书第一辑刚一面市，立即被广大读者一抢而空。很快，市场上连一套完整的丛书也没有了。时任馆长林尔蔚当时下了一个不得已的“命令”，一定要在馆里留下300套完整的丛书以备所需，但是，不久，编辑们由于无法拒绝热情的读者的需要，还是将这些书也都售出了。如果说那时有“书荒”的历史原因，那么，丛书至今仍畅销不衰甚至供不应求，就足以说明读者对其的欢迎和需要了。
 |
